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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道德混亂，道德立場呈多元性及激烈分歧，而且理性似乎對解決這些分歧也無能為力。」 ^[1]關啟文，《上帝、世俗社會與道德基礎- 當代宗教哲學的探索》（香港：天道，2006），頁13。

這句形容現今社會的評語，筆者認為實在非常貼切。的而且確，隨着「世俗化」、「個人自由主義」的抬頭，「性解放浪潮」（或稱「性革命」）已深深地震撼着這個二十世紀，而同性戀解放運動^[2]根據羅秉祥博士的定義，「同性戀解放運動」是指在社會中，積極爭取同性戀者在社會的權益、自由，如爭取不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同性行為非刑事化、甚至同性婚姻合法化，雖然各地的同志運動的意識形態都有差異，但其最終目的都是達致「同性戀」者能與「異性戀」者一樣，擁有完全相同的、平等的、全面正常化的地位及對待。

關於爭取同性戀非刑事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甚至性傾向歧視法等討論，可參：羅秉祥，《黑白分明 – 基督教倫理縱橫談》，第七版（香港：宣道，2000），頁75；關啟文，《是非、曲直 – 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第三版（香港：宣道，2007），頁53-76。 絕對是性革命的先鋒。

「性權」的高舉，「性解放運動」始於六十年代，由西方國家開始，一直湧到現今的華人社會。 ^[3]關啟文，《力挽狂潮– 席捲全球的性解放運動》（香港：宣道，2007），頁i。為什麼說他們是一項運動？因他們的影響力已相繼正面地取得成功。如1973年，他們成功地使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PA）將同性戀從精神病中剔除； ^[4]關啟文，《是非、曲直 – 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第三版（香港：宣道，2007），頁58-59。在加拿大，同性戀者的人權早已受到同性戀法案保障，2004年更通過了一個禁止對同性戀抨擊的法例–煽動性傾向仇恨罪（C-250），其對社會的影響已邁向只可贊成、不可反對同性戀的局面。 另外，荷蘭政府早已以不應「違反平等待遇法案」為由，成功於2000年12月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2001年更通過法例準許同性伴侶領養小孩，^[5]GayLawNet [網上網頁]；取自http://www.gaylawnet.com/laws/nl.htm2007年，他們更於英國成功地爭取為「性傾向條例」的立法（SOR），確保他們全面地在社會上不會因其性向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 ^[6]性傾向條例（簡稱SOR），其內容簡介可參：關啟文，《力挽狂潮》，頁3-7，9-12。

香港的同志運動雖起步較遲，但也於1991年成功爭取「同性戀非刑事化」，所有21歲或以下的人士私下進行同性戀行為均不屬違法。他們的目標基本上與西方的一致，如正積極爭取為性傾向歧視和同性婚姻立法，雖然現階段仍未取得實際成果，但却成功於2005-06年間為社會帶來激烈的辯論；除此之外，2014年，同性性交年齡已成功降到16歲。 ^[7]Hong Kong e-Legislation [網上網頁]；取自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00!zh-Hant-HK@2014-12-05T00:00:00隨着西方傳统道德價值觀不斷被攻陷，對於一直對西方文化亦步亦趨的香港而言，相信假以時日，必能取得成功。

聖經詮釋的重要性

過去，基督教、天主教會因着聖經的立塲（俗稱：傳統），一致地視同性戀為性罪的一種。 ^[8]Peter Coleman, Christian Attitudes to Homosexuality (London: SPCK, 1980), pp. 124-144.近二、三十年，以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 為主導的研究方法步驟成為了二十世紀中聖經學者普遍的釋經方向，在解讀經文時更在意其寫作塲境（Sitz im Leben）及引入更多聖經以外的文獻資料，以便更能明白作者於寫作時期的文化背境。 因此，不同的釋經學者相繼對聖經有「新」的詮釋及評論，包括：對聖經書卷作者的真確性問題（authorship and authenticity）、歷史耶穌的問題（historical Jesus）、甚至歷史保羅問題等。^[9]Karl P. Donfried, ed., The Romans Debat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1), introduction pp. xli-xliii.理所當然地，有關同性戀的經文（不論舊約或新約）都被重新詮釋。

不但如此，近代心理學發展對同性戀的探討由以往的「同性戀行為」轉移到「同性戀者的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作焦點；甚至更進入了同性戀並非病態的時代，同性傾向的形成乃是「人的自然性」或「天性」（俗稱：先天性），而非「後天」的產物。 ^[10]有關同性戀性向的形成，可參：Judith K. Balswick and Jack O. Balswick, Authentic Human Sexuality: An Integrated Christian Approach, 2nd ed. (Downers Grove, Ill.: IVP, 2008), pp. 111-112; Arnold Browne, “Psychology and Orientation: being human within culture and history,” in An Acceptable Sacrifice? Homosexuality and the Church, edited by Duncan Dormor and Jeremy Morris (London: SPCK, 2007), pp. 112-123. 這些「推陳出新」、「如火如荼」的討論，為基督教於聖經詮釋上或基督教倫理上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亦為信徒帶來混亂，甚至造成教會內部震動、分裂等。 對同性戀解放運動人士而言，聖經的權威一直是反對聲音的源頭， 所以，「聖經」在處理同性戀問題上的角色是極其重要的。

早期教會及教父對同性戀問題的立塲及看法

有關早期教會對同性戀問題的看法和態度，筆者主要參考了Peter Coleman有關Historical Survey of Christian attitudes 的部分 ，^[11]Peter Coleman, pp. 124-192.及一些早期教父、早期教會文獻和一些重要教會領袖的看法。根據Peter Coleman所言，雖然同性戀問題並非於現今才出現的問題，但於過去教會歷史上，「同性性行為」都普遍被教會視為「罪」，信徒若犯下這方面的罪甚至會被重罰。 由第二世紀到十九世紀末，教會的立場及態度都是非常鮮明及一致的，對有關同性戀的經文的詮釋上也沒有任何分歧，正因為如此，教父們及早期教會領袖並未針對個別經文而作出詳盡的分析及探討，通常這些經文都是用來傳達一些整體的神學信息。

如教父革利免 (Clement) 在其寫給羅馬及哥林多教會的第一封書信中 (Clement’s First Letter)， 曾提及造物主對宇宙的預定和創造是充滿和諧的（20:11）；信徒要親近聖潔的神必須除掉及遠離惡慾 (wicked desire)，如毀謗、醉酒、污穢、淫亂、情慾 (filthy lust) 及狂傲等等理念（30:1）。雖然他並未直接談及同性性行為問題，但當談及我們的心思意念應擺放在神所喜悅的事及其純全的旨意上，便引述了羅馬書1:29-32，指出我們要除一切掉惡毒（35:5-5）。^[12]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I, Early Christian Fathers, newly translated & edited by Cyril C. Richards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3), pp. 43-73.在被統稱為Clement’s 2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中， 也提及要 “guard the flesh so that you may share in the spirit”(14:3-4) 的理念。由此可見，即使我們成為了信徒，並非什麼也可行，我們仍然要小心謹慎「罪」的試探及誘惑。^[13]前揭書，頁193-202。

伊格那修 (Ignatius) 在其致以弗所的書信中指出順從肉體而活 (act carnally) 的人就如同不信的人般行事，真正有信心的人便行屬靈的事 (act spiritually)（8:2）；更直接引用林前6:9-10，表明凡順從肉體而行淫亂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會受死亡之苦（16:2）。^[14]前揭書，頁87-93。筆者認為這也間接表明了教父們視同性性行為是按肉體而行的淫亂之一。

而波旅甲 (Polycarp) 致腓立比教會的信中， 則強調少年人要無可指責，將所有世界的情慾剪除，當中包括娼妓、作孌童、及行同性性行為的，或所有逆性的事，清楚引述了彼前2:11；加5:17及林前6:9-10（5:3）。^[15]前揭書，頁131-137。這些除了清楚表明早期教父視同性性行為與娼妓及作孌童一樣，都是屬「情慾的罪」，在引述的同時也間接顯示出早期教父並未就保羅有關同性戀經文的詮釋上有任何異見。

不但如此，早期的教會為要與希羅文化生活分別出來，基督徒要有一套道德的指引。而最早期具使徒權威、有關教會紀律的基督教文獻可算是The Didache， 它又被稱為The Teaching of the Twelve Apostles，內容清楚寫明「生命的道」(way of life)是「愛神、愛人」（1:2）；強調彼前2:11中所提及「禁戒肉體的私慾」（1:3）；而「不殺人、不淫亂、不孌童、不嫖妓、不偷竊」等行為，全都納入有關「愛人、愛鄰舍」的範疇內（2:2）。更列出引致這些罪行的「罪性」是什麼，如引致嫖妓或所有的淫亂乃因淫念 (lust)、淫詞及色迷迷 (foul language or leer)（3:3），所以，會因神的話而戰戰兢兢，敬畏神、謙卑的人才能承受地土（3:7-8）。而「死亡的道」(way of death) 是所有的惡，包括「殺人、淫亂、嫖妓、拜偶像、貪婪、說謊」等的罪行（5:1），其參考經文包括了太15:19；可7:21；羅1:29-31及加5:19-21。^[16]前揭書，頁171-179。

而亞歷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也提出類似的教導，他認為「貪愛錢財及享樂」是所有「罪」的泉源，包括了各色各樣的嫖妓及淫亂（12:75）。^[17]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II, Alexandrian Christianity, edited by John Ernest Leonard Oulton and Henry Chadwick (London: SCM Press, 1954), p. 141. 所以，早期基督教積極主張基督徒有穩定的一夫一妻關係，以避免各種淫亂的事。 著名的護教教父游斯丁（Justin Martyr）在其護教文獻中更指出那些以孩童為娼妓，男與男的性交等行為（sodomy）都是屬不認識神的人的「性罪」（pagan sexual vices）。 在其有關The Faith and Life of Christian的內容中，游斯丁以馬太福音5:28，耶穌所講有關淫念為例，指出不單行為是重要的，對神而言，我們的思想也是重要的（15:1），所以凡不順從神的教導而活的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只有活出神的旨意的人才能進入神的國，因為好樹會結好果子（16:5），因此凡行不義而不悔改的便有懲罰（21:1）。他甚至認為任何人若將男孩或女孩，或將其妻子或兒女孕育為娼妓，或作同性性行為的目的，都是「不義」或「邪惡」的，信徒們必須避開（27:1）。 ^[18]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I, Early Christian Fathers, pp. 246-259.

二世紀的特土良（Tertullian），也清楚表明無論是超越身體或性別的淫亂，都是情慾發動、有違自然（the laws of nature）的事，是必須被禁止的。 ^[19]Peter Coleman, pp. 126-127.這些都讓我們清楚看見早期的教父對同性行為的立場和看法，都是反對同性性行為，更視之為罪，與淫亂的罪相同。

到了四世紀，當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主流宗教，更記錄了對犯同性性行為者的刑罰， 而教會譴責同性戀問題亦相繼於不同的文獻被紀錄下來，如Apostolic Constitutions、St John Chrysotom的Homilies、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Confessions等等。 甚至到了中世紀，一套有關基督徒聖潔守則已傳遍歐洲及英國等地，亞奎那（St. Thomas Aquinas）更清楚列明同性戀行為是淫亂的罪之一，是違犯人類自然的規則（natural order of human sexuality），其教導日後更成為了天主教的立塲。^[20]前揭書，頁130-132。這也表明了早期教會是反對「同性性行為」的。

到了宗教改革時期，由於改教者對神的恩典及自由更加提倡，教會多方面都從被壓制及教條化中釋放，如之前的修士/修女可選擇結婚；然而，有關性道德的問題上（sexual ethics）卻沒有任何重大的改變，對同性性行為的看法及斥責仍然繼續。 不但如此，由於一位猶太的聖經學者Nicolas of Lyra（也是基督徒）出了一本對聖經書卷詮釋的釋經書，他對創世紀十九章羅得將女兒與所多瑪人同寢以防止更大的惡的詮釋，將同性性行為視為「更大的罪」，由於這看法於當時廣受支持，之後甚至成為了天主教的傳统，認定同性戀的罪比其它淫亂的性罪更差，其原因則是違反了自然的定律（natural order），所以罪大惡極。因此，在中世紀後期，不同的天主教國家更將禁止「同性性行為」納入為國法，用嚴厲及强硬的手段懲治觸犯同性性行為或相關罪行的人。 ^[21]前揭書，頁134-144。回顧這些歷史，也不難明白同性戀者或進行同性性行為的人在社會上的待遇，就像過去女性在父系社會的情況般，令人慘不忍睹，難怪當「性解放」的浪潮湧現，他們會如此激進。

而比較詳細去詮釋保羅於羅馬書有關同性戀的經文的則有改教家路德，當参看其對羅馬書一章的講論，他清楚表明同性性行為是 “有意識的不潔行為”（intentional uncleanness），是對身體的一種羞辱，並引用林前6:9去支持其看法，但路德也沒有特別高舉這個罪，只是指出同性性行為是眾多情慾的罪的一種，與異性戀者淫亂的罪同等的，^[22]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XV, Luther: Lectures on Romans, translated & edited by Wilhelm Pauck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1), pp. 27-34.其看法明顯與當時的天主教視「同性性罪」為最大的罪不同。

另一位改教家加爾文，則沒有就保羅有關同性戀的經文個別分析，只是在其釋經內容有關Ethics and the Common Life的部份， 表明了其對基督徒道德及信仰生活的一些原則和理念。^[23]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XXIII, Calvin: Commentaries, new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oseph Haroutunian (London: SCM Press, 1958), pp. 313-324. 包括高舉了羅馬書12:1-2作重要的原則和藍本， 提出「心」、「意念」及「肉體」(heart, mind and flesh) 三方面的敬拜。因此，基督徒要在這幾方面重生、與世界分別出來，而專注明白及活出神的旨意。加爾文更指出唯有在神的話及神的誡命中，才能明白神的意旨，因為「人」是很容易被假的信念欺騙，因此我們不應關注「人的判斷」(judgment of men) ，所有超越神所訂明的旨意都是「謬誤」及陷入困惑當中。有關基督徒自由、愛及平等的方面，加爾文清楚表明要打破律法的權能（即罪、撒但及死亡的毒勾），他引用加拉太書5:13-14，强調保羅警告信徒錯誤運用「基督徒的自由」(wrong use of their liberty)，甚至引用哥林多前後書，表明這「自由」並非等同交予「肉體」(liberty is not given to the flesh)，而「保羅的勸勉」(exhortation of Paul) 與假教師的教導的最大分別是後者主要强調「禮儀、儀式上」的。 ^[24]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XXIII, Calvin: Commentaries, pp. 324-339.加爾文更强調「律法的總歸就是愛」，而這愛是包含兩個層面，「愛神」及「愛人或愛鄰舍」，而「愛神」必須放置在「愛人」之上。而何謂「愛人」，必須從「神的誡命」中明白，而非跟從人自己的情慾或人的意願而行，所以，他引用了舊約的經文，如「不可偷盜」（出20:15；申5:19）等。因此，加爾文雖沒有就同性戀問題或保羅有關同性戀的經文作個別分析和詮釋，但從其高舉保羅的教導，也不難看到其對「同性性行為」是「情慾的罪」的看法與教會的傳统看法一致。

總括而言，無論是早期教會或是教父們對「同性戀問題」都是有一致的看法和態度，其立場十分清晰，清楚表達「同性性行為」乃得救重生的信徒須逃避的罪，即使教會處於教革時期，改教家在努力提出信仰重整同時，卻仍然持守同性性行為是「罪」的立場和看法。由此可見，就新約所有有關同性戀的經文詮釋並不是早期教會、教父們及改教家刻意要處理的問題，也不用特意地將有關經文逐一詮釋，這也間接表明了教會對這些經文的詮釋並沒有差異，都是非常明確和一致的。

近代不同聖經學者對保羅有關同性戀經文的詮釋

近代聖經學者對保羅有關同性戀經文的詮釋，概括可歸納為三方面：

（1）認為「保羅是反對同性戀行為的」。

支持這詮釋及看法的表表者莫過於卡爾．巴特（Karl Barth）， 他於《羅馬書釋義》所論述的及其詮釋的進路和改教家路德頗為相近。 除了路德和巴特，^[25]巴特著，魏育青譯，《羅馬書釋義》，第二版（香港：道風，2003），頁67-73。 A. T. Robinson，^[26]John A. T. Robinson, Wrestling with Romans (London: SCM Press, 1979), pp. 23-24. C. K. Barrett， ^[27]C. K. Barrett,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2), p. 39. James Dunn ^[28]James D. G. Dunn,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pp. 114-124. 及C. E. B. Cranfield ^[29]C. E. B. Cranfield, Romans: A shorter Commentar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5), pp. 35-36. 等學者都是持這看法的。

（2）認同「保羅是反對同性性行為，但其教導只屬歷史文化性的教導」，其經文詮釋只適用於當時的社會文化，就如「女性要蒙頭」的教導一樣，其教導既不適用於現今的社會，也不是基督教信仰原則性的教導。

在David L. Balch所編輯的 Homosexuality, Science, and the “Plain Sense” of Scripture當中，William R. Schoedel，Christine E. Gudorf，Christopher Seitz，Robert Jewett等學者，和Choon-Leong Seow都認為保羅寫下有關對同性性行為的指責乃主要受當時希羅文化及一些古代學者的影響，所以要明白經文的「真正意思」（又稱plain sense），必須明白當時的文化及社會的景況，才能正確地親近經文。 ^[30]這些學者認為保羅的同性戀思想主要受到Plato, Philo, 及Clement of Alexandria的影響而得出其看法。可參：William R. Schoedel, “Same-Sex Eros: Paul and the Greco-Roman Tradition”, Christine E. Gudorf, “The Bible and Science on Sexuality”, Christopher Seitz, “Sexuality and Scripture’s Plain Sense: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the Law of God”, Robert Jewett, “The Social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of Homoerotic references in Romans 1:24-27” in Homosexuality, Science, and the “Plain Sense” of Scripture, ed. David L. Balch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00), pp. 43-72, 121-141, pp. 177-196 and pp. 223-241; Choon-Leong Seow, “Textual Orientation”, in Biblical Ethics & Homosexuality: Listening to Scripture, ed. Robert L. Brawle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pp. 17-34.就如保羅於林前十一章有關婦女禱告或講道時要蒙頭的教導，是因為在中東巴勒斯坦的社會中，女人的頭髮就如浴衣般是令男人產生淫念的象徵，為了防止淫亂的關係，婦女們都必須蒙頭，這亦是猶太人的傳统，^[31]Craig S. Keener, ed., The IVP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p. 475. 甚至有證據顯示，在保羅的時代，只有妓女才會不蒙頭，^[32]Neal Flanagan, Friend Paul: His Letters, theology and Humanity (Wilmington, DE.: MG, 1986), p. 63.因此，這教導也一樣不適用於現今的社會。

對於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的內容，學者們主要論點是針對「順性的用處」（natural use）的斥責，指出保羅提出同性性行為乃是違反自然的（contrary to nature, unnatural use）說法，亦是天主教指出同性戀行為是「違反自然法規」（against Natural Law）的主要基礎論據，這些完全是屬文化性的。保羅之所以這樣理解同性性行為及有這樣的判斷，完全是受其猶太背景及希羅文化的影響，特別是著名的希臘思想哲學家裴羅的影響（Philo of Alexandria）， ^[33]Philo 是揉合了舊約宗教與希臘哲學的觀念的混合主義者，可參：陳潤堂，《新約背景》（台北：校園，1986），頁217-219。Schoedel引用保羅在林前十一章有關男人長頭髮是「有違本性」的描述，帶出保羅所指的「不合乎自然」並不是真的違反了神的自然創造規則，因此絕不是原則性的教導。^[34]作者引用保羅指責男人留長髮也是違反自然的事，但只因其當時的文化背景如此，可參：William R. Schoedel, pp. 59-69 及Choon-Leong Seow, pp. 25-26.

有關古代希臘文化對同性戀的看法，筆者也在此簡述一下。希臘的文化很多時是以「哲學」及「孌童」的文化而聞名，無論是希臘神祇都有男男相戀的記載，儘管羅馬法律是禁止孌童的，但同性相戀卻是被妥協接納的關係，蘇格拉第(Socrates) 及柏拉圖 (Plato) 曾說過同性互相吸引（指內在及精神上的交往及愛慕）是尋求終極真理的方法（a mean for searching ultimate truth），甚至比異性相戀更為優越。 雖然如此，大部份希臘人、羅馬人都是異性戀者，是以兩性婚姻為基礎的，所以柏拉圖在其最後著作The Laws中改變了其態度，指出精神上吸引是沒問題，更是被推崇的，是友情及愛的極至，但應自我禁止有肉體上的關係，其論據就是這行為是有違「自然的法則」；而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也將同性戀行為放在「有違自然」的獸性活動之一，指出這些行為乃因perversion或mental disease所導致。^[35]Peter Coleman, pp. 114-120. 為此，學者們認為保羅是深受這些思想影響，所以才會得出「同性性行為是有違自然」的結論。

Christine E. Gudorf則指出普遍猶太人（也包括保羅）認為何謂「自然的法則」是將焦點放於「生產能力」上，所有可促進生育的性行為（procreative sex）便是屬自然的；相反，便是有違自然了（against nature）； ^[36]Christine E. Gudorf, pp. 134-136. 另外，有關「自然的關係」（natural relations，NIV對羅馬書1:26的翻譯）的詮釋，Arnold Browne認為保羅時期的男人與女人的性關係是社會角色及主權表現的一種（masculine identity），若將男人將其男人的角色變成為女人般被動的主權（sexually passive or penetrated male），則絕對是違反自然的關係，對猶太人而言，甚至也等同了否定了神一樣，所以，這是保羅於羅馬書一章二十六節中形容這是可羞恥的情慾（a degrading passion）的原因。 David Fredrickson更特別談論「性的用處」，指出性在當時的用處就是生育下一代，並不是用來享受的，這與現今「關係」的定義是建基於兩廂情願的平等關係上（a matter of mutuality）截然不同。他認為「食物的用處」及「性的用處」之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保羅反對婚姻以外的淫亂（男與女）及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是因為他們情慾發動（erotic passion）、放縱情慾的行徑（excessive sexual desire），就像他們酗酒一樣，其反對的是「放縱或過量」的行徑而並非在意或針對其「是男或是女」。^[37]David Fredrickson, “Natural And Unnatural Use in Romans 1:24-27: Paul and the Philosophic Critique of Eros”, in Homosexuality, Science, and the “Plain Sense” of Scripture, ed. David L. Balch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00), pp. 197-218.

總結以上的分析，支持這論點的學者們認為當明白了保羅當時反對同性戀行為的原因及思維模式，再比對現今同性戀文化及情況，即先天性的性取向、同性間彼此切實相愛，專一的、對等而互相尊重的關係及性行為文化，便能明白保羅的同性戀觀及其教導並不適用於二十世紀的。

（3）認為「保羅的經文所反對的只是孌童及性妓的罪，而並非談及同性戀的問題」，所以保羅並不反對同性戀行為，或者其立塲根本不明確。

他們對提前一9-10及林前六9-10的回應，其詮釋論據主要是有關「聖經翻譯」的問題；並指出同性性行為被視為「罪」，放置在「罪的列表」的原因乃與其社會經濟效益被剝奪（economic exploitation）的原則有關，所以才會被視為「罪」。然而，現代的「同性性行為」是在平等關係、彼此利益平衡的狀態下進行，因此都不適用於現今的狀況。^[38]Dale B. Martin, “Arsenokoites and Malakos: Meanings and Consequences”, in Biblical Ethics & Homosexuality: Listening to Scripture, ed. Robert L. Brawle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pp. 120-122.

Dale B. Martin對林前6:9中涉及同性戀行為的兩個字Arsenokoites和Malakos作出十分詳細的研究， 他指出一直以來，Arsenokoites一字的翻譯是隨着時代、不同思想形態而轉變的，是十分混亂的。這希臘字是由兩組字組成的，分別是代表「男人」的arsên及「性」的koitês，所以其翻譯出來是sex with men，但這翻譯並不一定正確，對此，他舉出 “understand”這字是由under及stand組成，但其意思卻不是「站在下方」作例子，所以，他認為這個字的真正意思已不能得知，而他提出的可能性則是與一些「與性行為有關的經濟剝奪」（economic exploitation by sexual means）的罪，如强姦、性妓等問題的罪有關。 至於Malakos，更是如此，這字本身意思是soft，可指衣物、風的柔軟，通常的用法是指責男人「女性化」femininity的行為（effeminate men），所以不一定是狹義 “penetrated men” 的意思，有時男人太過陷於對女人的情慾上而變得軟弱，也會被形容為Malakos。所以，他認為經文根本並非談及同性戀行為的問題。

然而，支持這翻譯立塲的學者十分少。加上，保羅在羅馬書明確的描述，不難令人聯想到保羅確實是談及有關「男人與男人」性行為的問題，所以，其他大部分主張「保羅並不反對同性戀行為」的學者的論點並非否定這些翻譯，乃是將保羅談及指責「男人與男人」的性行為集中為當時最普遍的「男妓」及「孌童」的罪而非反對同性相戀的傾向及行為。^[39]當中包括：Robert L. Brawley, “The Power of God at work in the children of God”, Herman C. Waetjen, “Same-sex Sexual Relations in Antiquity and Sexuality and Sexu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Jeffrey S. Siker, “Gentile Wheat and Homosexual Christians: New Testament Directions for the Heterosexual Church”, in Biblical Ethics & Homosexuality: Listening to Scripture, ed. Robert L. Brawle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pp. 35-50, pp. 103-116 and pp. 137-151.

根據當時的社會文化，或是就當時的社會階級而言，無論是在羅馬、或是在哥林多，女人、奴隸（不分男女）及孩童都是很容易被受欺壓及剝削的。所以，保羅嚴厲地斥責這些侵害女人（不同的淫亂的罪）、男奴（或男妓）及小孩（即孌童）的性罪，是為了保護他們不被控制（dominated & dehumanized），他要斥責的是這些行為背後的「不公義」，因這些亦是當時盛行於哥林多、以弗所的「同性性行為」的主要形態。Herman C. Waetjen更指出保羅於林前六章九節中反對的是指「孌童」的罪，因為Malakoi 通常是指一些介於11至17歲之間的男孩。 因此，保羅一直斥責的是以「拜偶像」或「與經濟剝削有關」的性行為，即「娼妓」與「孌童」的問題，而非同性相戀或同性相戀而有性行為的問題，而Jeffrey S. Siker更因此提出保羅對於現今複雜的同性戀問題的立塲和看法根本是不明確。

小結

「究竟保羅談及同性性行為的是因着其對真理的透徹明白而說的，或是只是因受當時歷史文化影響而說呢？」這些看法是否和「奴隸問題」、「婦女問題」或「飲食文化問題」的教導一樣，只適用於當時的社會文化，而非原則性的教導？若是，這表示我們應「破舊立新」、「破除傳統」，以更準確及正確的詮釋方向去解讀保羅的教導和信息；相反，若其教導是屬原則性和真理性的，便帶出了一個有關聖經詮釋的重要信息，即在整個釋經的過程中應怎樣解讀「經文的歷史背景」。因為這些本來是一種中性的工具，讓今日的讀者能明白聖經作者昔日的寫作塲境；然而，應怎樣平衡這些歷史背景的重要性？是否要將整本聖經都放在歷史之中，使所有經文都成為「當下歷史的產物」，將經文的意義及價值都放於只屬「歷史文化」的性質？以聖經為權威的信徒及教會應如何實踐、回應及進行對話？這些問題必須從聖經詮釋上尋找答案。

由於篇幅有限，筆者將於下兩篇集中討論並詮釋保羅書信中三段有關同性戀的經文，即：羅一26-28；林前六9和提前一10，藉此探索保羅的同性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