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啟示錄》? (Dr. Steve Chin)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提摩太前書 1:5)

最近在網上看到不少關於聖經《啟示錄》的討論,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解讀越是玄妙或富於想像力的觀點,往往越受大眾追捧。有些人繪聲繪影地將經文與當代時事或未來預言掛鉤,特別是關於末日審判的描繪,總能引發熱烈討論。縱觀歷史,確實不乏有人試圖將《啟示錄》的內容與當代重大事件牽強附會,更有甚者還大膽預測審判日的具體日期。這種現象不僅令許多信徒感到困惑,更印證了聖經的提醒:「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以弗所書4:14b)。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啟示錄》在聖經文體分類上屬於「啟示文學」(apocalyptical literature) (Reynolds, 2000, p. 262)。這類文體的特色,簡單來說,是常用大量象徵性圖像(如獸、角、星辰墜落等),來描述善惡的對決,進而鼓勵信徒堅持信仰,盼望未來的救贖與復興。也因為大量的象徵,容易激發讀者的想像力去單方面的主觀解讀,甚至引發無謂的爭論。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基本有四種可能詮釋,以下將簡要說明,同時也會表明本教會所偏向的釋經角度。

根據 Ford(1993)的研究,《啟示錄》的詮釋框架可歸納為四大主要學派,各學派內部又衍生出多種分支觀點,甚至不同學派之間還能產生折衷的新見解。礙於篇幅限制,本文將不逐一詳述這些複雜的細分觀點。

  1. 過去論 (已於第一世紀發生了)
  2. 歷史論 (兩千年來所發生過的歷史事件)
  3. 理想論 (充滿寓意而非歷史事件)
  4. 未來論 (預示將來審判日將會發生的事件)

過去論 (Preterism)

這論點認為《啟示錄》的大部分或全部預言已於公元第一世紀應驗,尤其體現於耶路撒冷的摧毀(公元 70 年)或羅馬帝國的衰落。其寫作目的是透過象徵性修辭(如以「獸」隱喻尼祿,「巴比倫」指羅馬)來安慰受迫害的初期教會,既隱晦批判羅馬政權必然傾覆的命運,更激勵信徒為將來的榮耀持守信心。此觀點不僅與本教會釋經傳統相契合,也獲得多數批判學者認同,”the most popular approach … among critical scholars” (Ford et al., 1993, p. 4) 。畢竟,當時的教會的確受到羅馬的逼迫,使徒約翰在聖靈啟示下,以密碼方式寫出與耶穌基督一樣的教導:「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馬太福音 24:13) 。當然,我們也相信,就如耶穌於馬太福音 24章所預言耶路撒冷將會被摧毀 (歷史證明在公元70年,羅馬軍隊摧毀了聖城與聖殿) 的同時,這番話也預表將來末日審判的嚴峻性。所以,《啟示錄》也有異曲同工的作用,或是具有雙重指向性,也就是透過周遭所發生的事情,提醒將來的世代一樣要警醒。換句話說,《啟示錄》是寫給當時的門徒,紀錄當時或當下即將遭受的迫害,但同時也預告未來的審判,並提醒將來的讀者必須有一樣的勇氣與堅持。

歷史論 (Historicism)

這論點相信《啟示錄》概述了從使徒時代到基督再來期間教會歷史的連續時間線。而象徵性人物(例如,野獸、巴比倫)代表歷史實體,如羅馬教皇、伊斯蘭教或政治帝國。問題是,這樣一來,任何人於任何時間點都可以透過當時的事件來應證一個高度主觀的詮釋,(例如,蝗蟲代表穆斯林,喇叭代表哥德式入侵)。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就認為當時威脅西歐基督教勢力的穆斯林大軍就是《啟示錄》中所記載的蝗蟲 (ReformationSA, 2021) 。但是,科學家牛頓卻認為蝗蟲代表腐敗的教會 (Newton, n.d.) 。可見,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的「對號入座」。

理想論 (Idealism)

這論點認為《啟示錄》並非與特定事件相關,而是象徵著各個時代善與惡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同時,這本書的目的是神學的:肯定上帝的勝利並鼓勵忠誠。既然目標是教導一個屬靈原則,因此,沒有必要與歷史事件掛勾。聖奧古斯丁就認為所謂的「千禧年」並非一個照字面解釋的一千年,而是代表教會的時代,直到祂再回來。另外,《啟示錄》中的「巴比倫」其實就是腐敗的世界,這也包括羅馬帝國 (Elm, 2015, p. 30),而「新耶路撒冷」則是永恆的教會、神的國。並且,此書描述了雙方的激烈衝突,一直持續到末日的審判。最終也將是神國的勝利 (Norris, 2003, p. 400) 。

未來論 (Futurism)

這論點比較刺激,因為相信《啟示錄》的大部分內容(第 4 至 22 章)描述了基督再來之前的末世事件,包括大災難、敵基督的崛起和千禧年。隨著好萊塢的災難片吸引著眾人的想像力,有些持這論點的人更加油添醋地揣測,加以喧染,甚至譁眾取寵。一般的五旬節派和美國福音派很認同此論點。有趣的是,因為美國福音派又和好萊塢的關係頗為曖昧,所以許多電影也替他們宣傳了類似的論點 (Smith, 2001; Sampson, 2016)。這類末世論 (apocalypticism) 不只吸睛力足夠,更引發爭論,隨著全球戰爭和災難的加劇,絕對有疊加效應的趨勢 (Coyle, 1987) 。

提醒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基督特別叮嚀我們不要去揣測末日審判是哪時候,因為「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馬太福音 24:36) 。既使如此,也無法避免眾多信徒和學者穿鑿附會地將《啟示錄》套上《但以理書》,再透過簡單的數學和歷史事件,炒作出似是而非的日期和論調。聖經卻嚴肅地提醒我們:

「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 想要做教法師,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提摩太前書 1:4-7) 。

如以上經文所預言,目前坊間和網上充斥著諸多理論,當作真理,蠱惑人心。門徒應保守己心,回歸實踐基督的教導於生活中。否則,就如經文所說:「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彼得後書 3:16) 。

結論

雖然目前無法證明哪一個論點是百分百正確的,基督徒還是要小心不被某些論點延伸出來的極端主張給煽動,陷入無謂的爭論,甚至偏離真道。我個人認為,《啟示錄》可以用六成過去論,三成未來論,和一成理想論來理解其含義。使徒約翰沒道理寫一封給教會的信,卻只關切至少兩千年以後才來的審判日。初期教會需要當下的安慰與鼓勵,又因為礙於羅馬政權的逼迫,使徒約翰只能隱晦地用象徵的動物和圖像,傳達他的信息。同時,約翰也想教導苦難中的基督徒能夠聚焦遠方,來看清楚這場屬靈爭戰,末日的審判,以及最終的勝利。這也符合貫穿聖經的「現在乃至將來」的主軸思維,並能讓今天的信徒,有如兩千年前的信徒,一樣領受《啟示錄》帶來的提醒與鼓勵。

覃思源博士

2025年4月

Reference

Coyle, J. K. (1987). Augustine and Apocalyptic: Thoughts on the Fall of Rom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Florilegium9(1), 1-34.

Elm, S. (2015). When Augustine spoke of Babylon what did he see? Dress and Empire in the Two Cities. In Translatio Babylonis (pp. 29-42). Brill Fink.

Ford, D., Mason, N., & McIntyre, B. (1993). How to Underst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Different Schools of Interpretation.”. Good News Unlimited, 3-8.

Newton, I. (n.d.). Untitled Treatise on Revelation (section 1.1). The Newton Project. https://www.newtonproject.o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35

Norris Jr, R. A. (2003). Augustine and the Close of the Ancient Period of Interpretation. A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1, 380-408.

Resources for Renewal. (n.d.). The challenge of Islam according to the Reformers. Biblical Counsel Resources. Retrieved April 16, 2025, from http://www.lettermen2.com/bcrr9cha.html

Reynolds, E. (2000). Ten Keys for 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ournal of the Adventist Theological Society11(1), 23.

Sampson, B. N. (2016). Marketing Miracles: The Modern Relationship between Hollywood and Christian Filmmak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CLA).

Smith, J. A. (2001). Hollywood theology: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elig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ilms.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11(2), 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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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r. Steve Chin

1964年出生於台灣。14歲美國留學。結婚37年,育有三個女兒,五個孫。 建立教會與牧會36年於波士頓、雙子城、台北、上海、香港等教會。 學歷包括波士頓大學學士、美國福樂神學院碩士、南非大學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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